老 榆

    一


    黄土一定也会饿。那个早晨，它张开大口，将一个八十三岁的老者吞下去后，连一块骨头都没吐出。连坟前那三块石头，都是本家兄弟从周围河滩抱来的。那三块石头，垒起了爷爷在另一个世界的锅灶。新翻出的黄土没有丝毫的潮湿气息，散出一股呛人的干燥。齐跪在那堆黄土前，听司仪指挥孝子贤孙们叩首、鞠躬，再叩首、再鞠躬……
    在那张大嘴合上之前，父亲下到坑穴中，取掉了封堵爷爷七窍的棉花，抽掉绑在爷爷腰上、腿上和脚踝处的三道停丧带子，将爷爷的头放正。父亲轻轻地掀开爷爷脸上盖的一块红布，让乡亲们最后看一眼爷爷。此后，棺木的盖子将合上，意味着爷爷将与我们真正的永别。那一刻，我别过了脸。埋进黄土中的爷爷，已不是我的爷爷，那是另一个世界的爷爷。唢呐的呜咽声，把最后一个音符潦草地写在西天，丧事就算结束了。所有的人如释重负，终于做完了一件应该做的事。有人说，五爷的胡子好像又长了一截。这一切已经与爷爷无关，黄土已拥抱了他，用不了多少年，他将与黄土融为一体。他带走了满掌的茧疤，带走了因劳作粗大的指关节那个弯曲的弧度，只把怀念与忧伤，留给了我们。
    爷爷生前最后做的一件事，是摸着头下的枕头对我外婆说，枕头里有八十块钱，快拿上，别让人捞摸去了。我猜想，外婆那时内心定是猛地一颤。几十年的冤仇，一定被那一瞬间，被八十块钱所收买，从此一笔勾销。那可是半辈子的冤仇，那半辈子的冤仇因父亲和母亲的婚姻而来。
    外婆生母亲一人，从我记事起，就和我们一块生活。隐约听起，外婆其实是生了好多孩子的，都因各种原因而夭折。外婆央请铁匠锻打了一枚钉，在母亲出生时将那枚钉钉在房梁上，用红毛线将母亲的手臂在那枚钉上拴住，母亲的乳名也因此叫做“拴柱”。那枚拴住母亲生命的铁钉我见过，它不像是一般铁钉，更像是古时的一件用具：三四寸长，一侧是一枚直的带尖的钉，另一侧弯曲，状似大耳，那个大耳足能让一个大人的手穿过。那枚“拴住”母亲的铁钉锈迹斑斑，后来不知去向。我常疑心，母亲所以过早地离我们而去，与那枚铁钉的丢失有关。
    爷爷和外婆的战争，贯穿了他们的后半生。每次，外婆骂父亲：把我的一份子家财盗包来，现在没下场了！外婆每次嚷着，咋把她请来咋把她送回去。父亲的黑脸更黑，母亲也只是哭，谁也不语。战事平息后，我曾问过外婆，你一份家财都有些啥？两条白羊毛毡，两间房子，一头灰叫驴……外婆回答时神色迷茫而空洞。有没有元宝？外婆听出了我的调侃，拿一把扫帚，满院子撵我，边撵边骂：这个贼娃子，翎毛干了，翅膀硬了。撵累了，又拿起一个掉了漆的搪瓷盆，边敲边大声吆喝着鸡们：啁啁—啁—啁——
    农忙时节，繁重的体力劳动让两位老者无力也无暇去吵。收割时节，十多亩地的麦子要一刀一刀地割下来，捆好，之后还有秋阳下的打碾、晾晒……用来割麦的刀叫镰刀，家里所用的镰刀多是李铁匠打成，套在一柄弯弯的木把上。割麦子的姿势简单又单调，生活也辛苦而快乐，这段时间是全年最幸福的时光。全家人为收成或喜或忧，为那些单调而沉重的农活而日不出而作，日没尚不能息。这段时间无战事，没有精力去扯那些永远扯不完的皮，吵那些现在想来毫无意义的仗。打碾后，黄灿灿的麦子装进仓中，洋芋收进窖中，家庭的战争就会在某个时刻，因着某件事开始了。
    爷爷斜倚在叠摞起来的被子上，眼睛微眯着，话头就像飘在村子上空的鞭炮，有一声无一声的。大年三十，举家人一块守夜，爷爷常会忆起逝去的岁月。这晚，他说话的语速往往比平时要慢些，要凝重。先是些列宗列祖的事，后来就会扯到生活的细枝末节。那时我发现，爷爷说话其实很有感染力。说到生活的细枝末节，必然要牵涉到人，牵涉最多的是外婆。外婆先是辩解一两句，或者就某件事做些说明，后来俩人就开始吵。先是小吵，后来就激烈地吵，吵到盛处，就动起了手脚。
    大年初一，爷爷已早早起床，等待着别人来拜年，外婆还蒙头睡着。父亲劝，母亲也劝，没有效果。最后还是我们姊妹三个连逗带拉，外婆才穿上新衣服，端坐在炕上。有人来拜年，她脸上就堆出丝丝笑容。人走了，脸上的笑容就没了。同门同宗的晚辈媳妇，一手端着个搪瓷缸，一手端个瓷碟，从新贴了对联的街门鱼贯而入。缸子里的茯茶熬了又熬，里面加了红枣和糖，色泽红中透黑，茯茶中卧着两个油炸鸡蛋，黄中透白，白中裹黄；另一只瓷碟中，是油炸的面食，金灿灿的。那应是世上最好吃的食物之一，那时我这样想，妹妹和弟弟也这样想。喝下几缸子炸鸡蛋的爷爷，脸上泛出些红，说实在吃不下了。他瞅瞅我们，说要不给娃子们吃吧！外婆在伙房里白着眼，对着爷爷的屋子说：就让他吃，胀死去!
   
二


    那棵老榆，树冠巨大，遮天蔽日。因其巨大，更需要阳光和水分。但那块土地显然太贫瘠了，不能给它以足够的养分，就是太阳的光照，也只能在树冠的上部敷上薄薄的一层。
    祁连山脚下，黄色的土地顺着山根一路低下去，祖祖辈辈就在这块土地上耕种，收获。但这块土地像一个缺奶的母亲，乳头干瘪，毫无弹性地下垂着，实在挤不出太多的奶水供儿女们吮吸。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，活着的过程与目的，似乎都与吃有关。从我记事起，爷爷和外婆所吵的内容，大多与吃食有关。
    少时，走亲戚主要拿鏊干粮。鏊干粮像饼，但绝不是饼，是将面发起后施以灰碱，放在生铁铸成的鏊子中，上下加了火烧烤。鏊干粮外黄内酥，放好长时间也不易坏。走亲戚时，每家拿四个，不多不少。后来，随着家景好转，除鏊干粮外，陆续开始加了糖包、罐头、饼干……糖包里面装着雪一样的白糖，或一斤，或二斤，多用代销店里的塑料袋盛装。塑料袋薄得不能再薄，经不住颠簸，常在半道上就破了。发现糖包破了，大人们急得找塑料袋，孩子们却高兴得手舞足蹈，趁大人不注意，可了劲地往嘴里塞糖。走亲戚时，拿的包装像砖头一样的饼干，咋就那么好吃？孩子们经常打他的主意，轻轻地从包装盒的一个边拆开，取出一片两片的，然后用浆糊原样封好。饼干包虽然拿在手里有点稀松，但谁会在意呢？再说，饼干是易碎品，也可能碎了几片吧。同样是用面，还可能是玉米面做的，饼干咋就又香又甜呢？经不住诱惑的孩子，把包装拆开，又封装好……一些饼干甚至有一少半被这样取走了。
    走亲戚拿的另样好东西是罐头。罐头用玻璃瓶装，红丢丢的山楂，黄灿灿的犁和桃，让人流口水的杏……这些东西长了钩子，拉直了我们的目光。但这是不能吃的，亲戚家有数的，罐头也有数。罐头就这样被换来换去，直到一些罐头已生出了絮，才有点可惜地扔掉。节过完，罐头总还有些在家，舍不得吃，便留在柜子里，或者藏在粮仓中。但只要那东西在，便一直诱惑着我们，也诱惑着爷爷。我们缠着外婆，要吃罐头，外婆不同意便断了这个想法。爷爷是长辈，长辈就得矜持些，便把那些罐头藏在心里。外婆和爷爷吵架时，爷爷便说出这个藏在心里好久了的东西。外婆便把罐头统统地抱来，说，你吃，你吃！气极了的爷爷找不到一样合适的工具，打开罐头上面那个封得没有一丝缝隙的铁皮，便顺手吵起一柄斧头，用斧头脑猛地一敲，咣当一声，罐头水洒了一地，水蜜桃和玻璃碎在一起。玻璃划破了他的手，又染红了他手中仅存的一块桃，让那块桃的颜色又鲜艳了许多。爷爷看看地上还没被土完全吸干的罐头水渍中，玻璃和桃掺杂在一起，明晃晃的，狠劲地把手中那块染了血的桃片扔在地上，又用鞋底踩成稀巴烂，才算解恨。
    爷爷所住的房间里，放着一个橘黄色油漆的柜子。那个柜子里，总有几枚鸡蛋。那是爷爷和外婆战斗时的战利品。家里的几只鸡，有公有母。母鸡有的下蛋，有的不下蛋，今天下明天又不下。鸡蛋，常常被外婆兜在衣襟里，去了代销店，换来青盐和煤油，有时也会从货郎担处换回针头线脑。在我们的一而再的纠缠下，偶尔也换几粒糖丸给我们。鸡隔三岔五地下蛋，外婆也隔三岔五地把蛋交给了代销店的主任，或者货郎担。母鸡每次下蛋，“一个蛋，一个蛋”地叫个不停。有次吵仗，把鸡蛋的事又提了出来，最后的结果是爷爷自己收下的蛋，爷爷自己吃。爷爷的那个柜子里，因此便放了一枚又一枚的鸡蛋。爷爷拿出蛋，要煮蛋吃，却发现鸡蛋外壳好好的，蛋清和蛋黄却没有了。血往爷爷头上涌，爷爷抄起抬水的杠子就要打外婆。外婆哭着，指天发誓，说就是没吃的把嘴打两下也不做那种事，那件事终成了一件悬案。多年以后，同村的一个绰号“栾平的”才告诉我，他和几个孩子趁我们家里没人，在鸡蛋上敲一个很小的眼，那个眼的大小正好可以将麦杆伸进去。他们就用麦杆使劲吸，蛋清和蛋黄就顺着那要麦杆流进自己的肚里，又顺手从一本书上撕一小点页角，把蛋壳糊好，原样放到柜子里。或许，这事一直堵在爷爷心里。

三


    老榆树终于枯黄了最后一片叶子，黄苍苍的土地上便响了石磙子咯吱咯吱的声音。曾碾过场的石磙子，先从一块地的中间压过去，把一块完整的地就鲜明地分成两半，然后逆时针方向转圈，圈的大小相当于半块地。磙子的印痕一边放一边收，渐渐地这块地便被石磙子压个遍。收地是冬天要做的主要农活，用石磙子将犁好又耙平的地压磁实和平整，以便在上面播种，也是为了保持土地的水分，咯吱咯吱的声音要响彻一个冬天。
    石磙子样子极其简单和丑陋。据说是从南山，所谓的南山应是祁连山的某段采下的一块长条形的石材，由石匠锻造成六棱形或者圆形的柱体，两边有石窝，用榆木做成磙脐子，套在两块长条又带些弯曲的木料上，两边用芨芨草拧成的绳索绑牢。石磙子有大有小，大的常用两头牛来拉，小的用一匹马就能拉。石磙子不是值钱的东西，但毕竟是东西。太阳直射下来时，收地的人一声喊，吃晌午了！牲口留在地上可以，反正谁用的牲口谁识，但石磙子留在地上不行。若被周边村庄或者过路的人偷了去，上面又没有刻你的名字，是无法找回来的。离庄子近，可以吆牲口拉回家，地离庄子远，只能留一人看着。留谁呢，谁也不愿忍饥挨饿地在野地野风中熬一中午。管事的人从河滩里拣来羊粪蛋，说，谁猜准了数字谁就看着。众人一声呼，面露喜色，独一人寡欢。而爷爷则笑眯眯地，瞅瞅周边，径把石磙子架到地边的树杈上。别人不要说架到树杈上，就是取下来也很难。钱寨人谈起全村人谁的力气大，必提到爷爷，必提到把石磙子架到树丫巴上，还会提到推车子的事。
    推车子不是动词。推车子是名词，它是一种独轮车，轮子和车架都是木制，轮子为圆形实芯，无辐条，上面架一个芨芨草编的框，作为运送东西的车兜。推车子极难推，笨重且难以掌握平衡。推车子发展到后来，轮子换成了胶皮的，但形状没变。推车子虽然笨重，但又显灵活，要把牲口的粪从圈中起出，场地所限，推车子就派上了大用场。生产队的队长随便用手一划拉，一拔人就专门往车里上粪，一拔人专门往外推。把粪上满，上粪的人就可以小歇一下。独轮车吱吱扭扭的声音由近及远，由远及近，成为上粪的一拔人的信号。上粪的人坐着，张天子李霸五地闲谝，谝半天没听见推车子声。有人发现，推车子的肖老五正扎在他们一堆人中谝呢，叹说日怪的很，咋就没听到推车子响呢！下次发现，爷爷胳膊下竟然一面夹一个推车子，推车子轮在悬空，风车一样转着，所以没有声响。有人惊得半天收不回舌头，有人笑得半天直不起腰。肖老五啊，吃了啥家伙，这么大的力气！
    爷爷和外婆关系正常化时，外婆会拿另一件事来调侃爷爷。爷爷不说有这件事，也不说没这件事，眼睛笑得眯成一条缝，胡须乱颤。那件事算是一件绯闻，究竟有没有发生，到现在还是一个谜。
    旧时盛物，多用口袋。所谓口袋，是用山羊毛纺线织就，样子细而长，便于盛物后搭于驴或者其它牲口上，也方便人扛。口袋大多可装小麦五斗，约200斤。一说爷爷二十朗当岁的时候，给地主家拉长工。秋收后，他看上地主家的太太，地主家的太太不允，他一生气，便把一条装满粮食的口袋压在此太太身上。爷爷生于民国元年，也即1912年，按年龄推测是有可能的。另一说是解放后，爷爷有天到这家人中，想弄成那件事，不允，便顺手将那条装满粮食的口袋压在了她身上。还有一说，是他到人家去，结果看到俩口子正亲热，就顺手夹起那只口袋压在了两人身上，俩人动弹不得。已无从考证那一说更接近事件的本原，但肖五爷力气大是不容置疑的。
    有些事情比日子还平淡，平淡的日子中我们常常忽略了周边的事物。爷爷已不再是力大无比的爷爷，我是在爷爷和外婆的一次吵架中才注视到的。爷爷和外婆吵架，也不全是为了自己，那次就是为了家里的牛和猪。谁也没有分配，但又像是有人分配一样，家里的猪由外婆负责，牛和骡子则由爷爷负责。牛和骡子吃草，猪也吃草。冬天，牛和骡子吃麦草，还有豆秸，猪吃粉碎后的豆秸。牛、骡子和猪们瞅着各自嘴下的草料，围着自己的槽头转，相安无事。熬过冬天，牛和骡子身的越来越长，毛色暗淡。春天来了，青草的味道随着风一缕一缕飘进院里，飘进牛、骡子和猪的鼻子里。冬天吃的那些草料变得干燥、粗糙，变得不可下咽，只看到牛和骡子的嘴在动，草却不见少下去。爷爷知道，牛和骡子想吃青草了。包产到户后，从春天到夏天大牲口不许上地，只有到秋收后才可以把牲口放到外面。爷爷拿起铲子，背上编筐，去地埂上、田地里铲草。牛和骡子如此，猪也想青，猪也爱吃那些灰苕、苦苦菜之类的草。外婆磨去了铲子上的锈，拿着一个编织袋上地为猪铲草。爷爷和外婆各自为牛、骡子和猪忙着。外婆除了铲草，还要为一家老少做饭，上地的时间比爷爷要少。外婆去地上的时间虽然少，但猪食槽内青草却不断。有次，奶奶正从牛和骡子的食草中挑猪适合吃的草，被爷爷抓了个现行。爷爷气得骂，骡子和牛的草，原来是被你偷走了！外婆说，是猪吃了，又不是我吃了！唇枪舌剑，俩人为牛、骡子和猪的草动起手来。周末，我从学校放假回来，外婆红肿着眼睛，向我哭诉事件的整个过程。她的脸上有淤青，想必是爷爷出手时留下的痕迹。我想，又没分家，牲口和猪都是家里的，何必分那么清。况且，草是猪吃了，又不是外婆吃了，内心里便生了几分对爷爷的不满。对外婆说，一会我说他。
    这时，爷爷背着一筐草从门外进来，许是那筐草太重，爷爷身体弯曲得快伏到地下。帮爷爷把草筐放下，爷爷掏出一方已辨不出色的手帕擦头上的汗，笑着问：娃，回来了！爷爷松开筐绳，取出铲子，还有一小方羊皮。这干啥用，指着那一小方羊皮，我问。呵呵，当拉皮用呢！爷爷说，一个夏天了，腿疼得蹲不下去。就一个腿蹲着，一个腿跪在这块拉皮上铲草。盯着爷爷的腿看，他还穿着冬天穿过的棉裤，青花达呢面子，在膝盖处弯曲着，有点邋遢。其时正是盛夏，不知是汗水，还是一个小虫子，或者其它，我的眼睛被蜇得有点疼。

四


    农历，像是打在爷爷身上的一块胎记。爷爷一生的念叨，总与春风芒种清明霜降等二十四节气有关。今天几了？他问，我故意把星期几告诉他，他说不是，是几月几了，我再告诉他一个公历的日子，他摇摇头，定定神，终于推算出了那个日子，那个属于农历的日子。
    爷爷常把一只手掌向上微曲，有时是左手，有时是右手，用大拇指从后面四个指头的某个指节处数起：子鼠丑牛，寅虎卯兔……每根手指三个指节，四根手指十二个指节，每个指节代表一个属相，不一会就推出你的年龄。家里来了年幼点的亲戚，或者和陌生人遇到一块，他爱问别人：娃，你属啥？一会，就微微地举起某一只手，推出了人家的年龄。人家说，对对着呢，爷爷会满足地笑笑。
    爷爷又举起了手，对我说，娃，18了，也不小了，该找媳妇子了。爷爷数指节算的年龄，总会比实际年龄大一岁，他的算法是一年就是一年。我说，17，不是18！爷爷又举起右手，再推算一遍，肯定地说，是18。爷爷说，就算是17，也该说个媳妇了。你看谁谁家的娃，比你大一岁，娃都有了。在爷爷忧虑和着急的眼光中，那个假期媒人在我家进进出出，所介绍的姑娘从媒人的嘴里说出来，像是来自同一个模子：姑娘眼睛又大又圆，文弱的很。我走马灯似地，一气相了五六次亲。相完一次亲，爷爷就会惆怅地说，这娃咋还不动婚呢！
    然而，从我记事起，爷爷就一直一个人住着。爷爷的后半生，就像一块被撂荒了的地，长满了荒草，后来连荒草也渐渐变黄枯萎了。
    爷爷住的那间小屋子，原是二叔的新房，后来二叔分家另过，爷爷就住进去了。有天，爷爷把我拉去和他睡，说每天给我一角钱。我兴奋得彻夜未眠，每天一角，十天就是一块，一年该是多少呀？我那时的数学能力，还算不出来那应是多少钱，但知道那是很多很多的钱，是一堆钱。那么多的钱，该往哪儿放，没见过钱包钱夹的我，不会想到这些物件。家里有个小木匣，就做个小木匣子，装上锁鼻子，加上锁……但是，我只赚到了2角钱，因为以后爷爷再也不给了。爷爷睡的炕，是板炕。炕下面用驴骡牛羊的干粪，或者柴草，为了省时也会用煤在炕腔中烧。板炕用较厚的木板在上面架着，木板上面再铺了苇席、毛毡……烟常常会顺着木板的缝隙爬上来，睡过板炕的人老远就能闻见一股烟熏味。其实睡土炕也有，加上人的汗臭味，就形成了一股特殊的味道。这种味道，像印记一样刻在人的身上，即便是多年以后会洗去，那味道和印记，还会从一举一动，一言一笑中飘出。伴爷爷睡了不几天，我就被煤烟打了头，头剧烈地疼，像有无数只着手从里面外往撑。奄奄一息的我，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。外婆从大院的一户人家中讨来一枚冻梨，连果肉带果核吞进肚中，开始呕吐、拉稀……想起这么多天只挣到了两角钱，还遭受了这大罪，说什么也不再和爷爷一个屋里睡了。从此，再也没陪爷爷睡过一天。每晚，爷爷在大屋里坐上半天，叹口气，就去了那间小屋里孤零零地去睡。
    爷爷终究走进了另一个院子，走进另一间屋子。那个院子里有许多我未曾面的亲人。坑穴内的棺材一大一小，大的是爷爷，小的是奶奶。奶奶孤零零地在坟外一个崖头上守了三十多年，像是在专门等候这个时刻。奶奶是我出生时离开的，盛在小棺材里的奶奶只有骨头，我无法还原她的模样。一大一小的棺材，一个盛着八十多岁老者的身体，一个盛着三十多岁的骨殖。
    爷爷没有正儿八经地读过书，所识的不多的几个字应是农业合作社扫盲班的成果吧。有时，他会拿起我一年级的课本，结结巴巴地读出“我爱北京天安门”，还把我读成“俄”。但爷爷所说的话中，常在平素的话语中杂一些听起来很深奥的词或者短语，比如“保国的忠良无下场”、“尊祖掌上”之类，显得深刻而有学问。后来知道，那多是从戏文，或者“河西宝卷”中听来的。“尊祖长上”这个词是每次吵架时必要说的，但我不明白那是个啥意思，后来懵懵懂懂地感觉到了那么点意思，就是吃饭必须先把碗端给长辈，长辈的饭须一碗一碗地给端，长辈须坐在炕正面……这种气氛，一直维持到爷爷去世才有所改变，在我和父亲之间，更多了些随意。
    爷爷算得上庄稼地里的老把式了，但大多数的农活他总是做得粗粗拉拉，唯有两件活他做得非常精致，一是拧绳，二是犁地。几乎所有的闲遐时间，爷爷都交给了芨芨。芨芨是长在碱滩或者田埂上的一种植物，根深，茎硬且韧。秋收后，地埂上、野滩上的芨芨草，绿中透出些黄，便可以收回来了。芨芨不像其它植物，不能用镰刀割，须连根拔下来才有用。拔芨芨是苦营生，力气大者一次能拔下三五根，力气小者连一根都难以拔出。有取巧者，把芨芨顺着镐把绕上几圈，镐把的一头定在芨芨墩根部，一用力便拔下来一把。但用镐把撬下来的芨芨茎干被弄弯弄折了，只能用来拧绳。编筐和编盛粮食的囤子，须得用手一根一根拔下来。收回来的芨芨，被爷爷晾晒在屋顶上，冬天便失去了青色，黄中带白。爷爷把芨芨泡入水中，然后用一柄木质鎯头把泡软了的芨芨放在一块青石上砸，砸绵后又用手搓上劲，最后由两人合作将上了劲的芨芨合成绳。最后这个过程需要别人的配合，这个人往往就是我。每天放学，我先探头看看屋檐下有无爷爷盘好要拧的绳，而往往就在此时就被爷爷叫住，配合他拧那些永远拧不完的草绳。爷爷拧的草绳，精细均匀，花纹精致，足可称得上工艺品。
    爷爷干得另外一件精致的活是犁地。还没有包产到户时，生产队的牛被庄稼地里的把什们调教得井然有序，他们根据牛脾性的大小、个头的高低、力气的强弱，把牛一一搭配成对。春秋两季，他们挥舞着枣木鞭杆，吆喝着牛们能听得懂的号令，把土地犁酥压平，等待下种。歇晌的间隙，把什们围在一起，闲扯着与春种和秋收有关的话题。有人赞叹爷爷的地犁得真好，爷爷的脸上因为笑意堆满了皱纹，说是和大家一样的犁法。包产到户后，地按家中的人头被分成了一大块一小块，牛也按家论户分成了单只。此后犁地的牲口各种各样，有骡子和牛搭伴的，有两头骡子搭伴的，还有驴和骡子、驴和牛搭伴的，再也没有出现过生产队犁地时那种壮观而和谐的场面。我们家的地，是把牛和骡子硬扯到一起搭伴犁的。骡子速度快，身架骨又高，有冲劲但无韧性；牛速度慢，身架比骡子低，但劲头匀而长。骡子和牛搭伴犁地，前面得用人牵着。即使牵着，骡子和牛还是劲使不到一处，犁沟弯弯曲曲。妈妈牵时，爷爷不好说什么，只阴着脸，实在生气时就用鞭杆把牛屁股敲得噼啪作响。我牵时，爷爷手中的木犁歪歪扭扭，左右摇晃，看身后的犁沟粗细不匀，爷爷气得从地里拾起土块，用劲地扔到我身上。我不能顶嘴，就把气撒到牲口上，用缰绳抽牲口最疼的地方耳根子。
    爷爷，再没犁过一垄像样的地。

    五


    一棵树，一棵老榆树，站在肖家大院里，也站在我的记忆中。
    那棵老榆，什么时候栽种的，无从考证。老榆树冠巨大，太阳朗照的时节也只能漏下斑驳的阳光，那阳光像阴湿的地面上洒下的亮晶晶的雨。上面栖息的麻雀叽叽喳喳，鸟屎零乱地洒在树干和地上。隐约听人说，那棵老榆已成了树精，绝不能砍。多热的天，走在树下也会感到丝丝寒意。那寒意来自树阴，也来自各种各样的猜想和传说。但那棵老榆，还是在我不知道的时间时被砍了。到现在，大院里还有棵榆树，但我想早不是那棵了吧。或者，它是那棵老榆从根部伸出的另一个生命。
    此时的家，已现出一副破败的迹象。母亲去世后，家里一下没了生气，仿佛给瓜蔓营养的最大根系断了，但那些枝枝叉叉的根须尚能从土地上汲取一点水分，才使瓜藤不至于即刻死去，但已阻挡不了瓜秧日渐萎缩。八十多岁的爷爷和七十多岁的外婆，各自放下了自己的斗志，像放下了一件再也不能承受之重的行李。外婆几乎不吃饭，每日中午在空罐头瓶里放上些米，加些水，再加一把糖，放在火上蒸。这是给父亲准备的午餐。为了照顾摇摇欲坠的家，父亲已从外地调回本村小学当老师。父亲从很甜的米饭中，吃出了苦涩，眼泪一颗一颗地往下掉。
    太阳每天会从东边升起，又从西边落下。失去母亲的家庭，虽然破败不堪，但生活的轮子还得继续转下去。已近国庆节，作物大都被收藏起来，只有洋芋还在深秋的大地中瑟瑟发抖。爷爷拿起刀镰。他要去把洋芋秧收回来，经过霜煞的洋芋秧羊们爱吃，骡子也爱吃，牛也爱吃。爷爷单膝跪地，一镰一镰地割被秋霜煞过的洋芋秧。不一会，他的棉裤右腿膝盖处就被泥土泅湿。
    “老太！”一个稚嫩的声音喊了一声，一个三岁的孩子蹦蹦跳跳地来到爷爷前。这个孩子就是我的女儿吟。妻女从张掖回去看爷爷，大老远，爷爷就伸过来笑脸相迎。只有半天时间可以呆在家里，妻女临走时，爷爷不舍，对着吟说了一句，娃，啥时再来看老太？过几天就来看你！吟答应着。吟事后忆起，总觉得那语气中有些悲凉。
    酝酿了一千里地的情绪，在那瞬间并没有迸发出来。院子里的唢呐声，正奏着流行歌曲。曲调是唢呐化了的，许是唢呐对高音部表现力不够，或是唢呐手功力所限，已降了调的《青藏高原》，在高音部分仍然被唢呐手顺顺地滑了下来，高亢的曲调被改编得有些滑稽。跪在爷爷的灵前，看印刷精美的冥纸一点一点化成灰烬，在空中盘旋片刻又降落，撕心裂肺的声音，始终没有从我胸腔中喷出。此时，爷爷被淋湿了的沙包裹着，他已不会像往常一样，再喊一声我的乳名，骂一声“贼娃子”。
    父亲和叔叔们的叙述，还原了爷爷去世前的场景。割洋芋秧的爷爷，肚子隐隐作疼，平时除偶尔吃片降压药的爷爷，着急地张罗给自己输液。输液不久，爷爷就出现周身发冷、寒战的症状，头痛、恶心、呕吐……父亲要给他把液体拔掉，爷爷不允，说拔掉你们又扎不上，还得找大夫。不适的情况越来越严重，父亲和叔叔坚决地拔掉了扎在爷爷手臂上的那根塑料管线。或许爷爷知道已不久于人世，他哀婉地环顾众人一眼，要求把老衣给他穿上，然后对着进进出出的外婆说：枕头里有八十元钱！强壮的爷爷怎能仓促地离开我们，他去世前的症状咋就像输液反应。在院南边的菜园墙上，我找到了那瓶已有一半在爷爷体内的液体，那上面的日期分明已过期几个月！愤怒窜上了我的头顶，哪个大夫如此粗心，一定要找他讨个说法！向左望去，数年前的爷爷，在灵前的那张照片中笑吟吟地望着我，慈祥和宽容地注视着我，一腔愤怒化成了一声叹息。
    爷爷的死，让街坊邻居们都有些不信。他那么强壮的身体，之前还在地里割洋芋秧，咋能说死就死？一种流言悄悄地传播着：肖五爷是横死的，自缢身亡、被人下药等猜疑，在钱寨这个村落传播着，就像村子里曾经疯掉的一条狗一样，四处乱窜。而我的父亲、叔叔们并不知道。数年后，因为户族的人中常有人因病去世，或者出工伤事故的，有人猜测是祖坟里埋进了横死的肖五爷。户里的人以敬先人名义，从外地请来和尚念经超度，看坟里到底出了什么事了。户族的人们神色诡异，父亲、叔叔和几个堂弟在家族人的交头接耳中觉出了异样，后才知道事情的原委。和尚经过一天念经和坟上实地察看，认定坟里没什么事，这才把户族人心上的那块石头搬下。父亲和我谈起，说气得胸疼，我反像智者一样给父亲说了这样一句：清者自清。
    爷爷死时已是深秋，此后不久，老榆的叶子刷刷地掉个不停。
    爷爷的坟，就在村庄南边。沿着一条斗渠，大约一公里折向西南，再走一公里就到了。有时觉得坟离我们太远，其实一点不远，拐过一个弯，再拐过一个弯就到了。